第四章 洋人有甚麽了不起
朱翊鏐一愣，隨即笑道，
“這臣可不敢講。”
朱翊鈞奇道，
“怎麽不能講啊？”
朱翊鏐不答，隻是嘿嘿訕笑，一麵又從百事大吉盒兒裏拈了枚去了核的熟棗來吃。
朱翊鈞又看向李太後。
李太後隻得道破道，
“商人來做生意交稅也就罷了，傳教士不事生產，他們能順利居留濠鏡，一定往廣東官場行了不少賄。”
“你四弟去南方不過是走馬觀花，又不是單為了捉貪官去的，再說陳瑞走後，那繼任的吳善、劉繼文都是難得的好官，我聽說那劉繼文還與海瑞並稱，為天下明官第二。”
“有這樣好的人才當兩廣總督，皇上不如就少操些心罷。”
朱翊鈞明白了，傳教士來華，肯定受了許多挫折，這些挫折要細細追究起來，廣東地方官員肯定難逃罪責。
朱翊鏐原是去探聽海貿的具體情況的，同廣東地方官員並無瓜葛。
可皇帝要因此對傳教士產生了興趣，甚至召他們進京麵聖，那廣東地方官員說不定就會因收受洋人的賄賂而被問罪。
朱翊鏐雖然不知天高地厚，但一涉及到官場，他的態度亦跟李太後類似，總而言之就是能不插手就一定不去插手。
至於葡萄牙人行賄廣東地方官員，朱翊鈞覺得應該確有其事，但實際應該遠沒有到出賣領土那麽嚴重的地步。
包括萬曆十年的兩廣總督陳瑞。
其實葡萄牙人記載中對廣東地方官員形象的一貫醜化是基於傳教的政治需要，是為了讓葡萄牙人長據澳門的行為變得合理化，而不一定是事實。
明廷對澳門政策早在陳瑞之前就已定型，從萬曆元年開始，葡萄牙人上繳的澳門地租銀就已正式記入香山縣賦稅收入，陳瑞不過延續此政策而已。
至於朱翊鏐在廣東探聽到的傳言，很有可能是“倒張”運動之後產生的副產品。
倘或陳瑞當時與葡萄牙人簽訂的澳門自治協定當真是在出賣領土的話，那張居正死後，禦史是不會僅僅以行賄張居正的罪名來彈劾陳瑞的。
朱翊鈞隻好道，
“朕知道，洋人在廣東行賄，多緣於丈抽之例，四弟方才說那傳教士和濠鏡的洋商是一夥兒的，想來便是指此事了。”
朱翊鏐見皇帝沒有要用傳教士折騰廣東官場的意思，心下也稍稍鬆快了一些，
“洋人商船的丈抽都是海道副使和廣東市舶提舉司在管，在其位，謀其政，臣以為，他們也算是盡心了。”
晚明時期廣東地方政府對葡萄牙海商的征稅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體而言，就是將西洋船定為九等、東洋船定為四等，按照船隻大小征收關稅。
由於番舶到達廣州後經常弄虛作假、偷稅漏稅，廣東地方政府便規定，但凡番舶到港，廣東市舶司和香山縣有關的官員必須即行丈量，如數征稅，並將其數額封籍後上報海道和督撫。
丈抽這種製度雖然避免了以“粗貨”、“細貨”標準征稅而所出現的腐敗現象，但海外貿易稅收管理職位本來就是一個“肥缺”。
這樣一個容易中飽私囊的職位在晚明吏治極其腐敗的大環境下，更是不堪一擊。
中外商人與餉稅官員之間的權錢交易比比皆是。
由於船隻大小完全由丈量的官吏決定，許多葡萄牙海商在入港的時候都會向負責丈量船隻的官員行賄。
而且這種行賄的麵向範圍非常之廣。
尤其到了萬曆時期，廣東市舶司完成了職權重構，權力逐步增強，地位日漸上升，甚至可比肩鹽課提舉司。
海外貿易的管理執法權從海道副使、各地府縣手中被強行分離出來，重新劃入廣東市舶司的職權範圍。
海道副使和香山縣等地方官員在海外貿易管理執法權中，僅僅隻剩“丈估”的職權，“主裁”之責完全被掌握在廣東市舶司手裏。
朱翊鈞笑道，
“朕沒說他們不盡心，隻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傳教士是一夥兒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嗎？”
朱翊鏐“喲”了一聲，道，
“這臣倒不清楚了，不過洋人裏頭信教的人的確多。”
朱翊鈞明知故問道，
“他們都信甚麽教啊？”
朱翊鏐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裏可溫教。”
李太後忙道，
“那就更不能讓洋人到內陸來了，也裏可溫教的教徒一多，必會與釋道二教分庭抗禮。”
李太後篤信佛教，自然會對基督天主產生敵意。
朱翊鈞不以為意道，
“洋教也沒甚麽稀奇，當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蠻部、汪古和畏吾兒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時，那拂林國來的景教教徒愛薛還被伊利汗國的阿魯渾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後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當官當然沒甚麽關係，不過是忠孝仁義之外再多信一樣東西，和咱們大明的官員時常去佛寺裏敬幾柱香是一樣的。”
“可要是這洋人不當官，光傳教，傳得百姓變了想法，變得忠孝仁義全都不信，或者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成了另外一樣東西，那就會出大事。”
“何況，這也裏可溫教本來就凶狠殘暴，哪裏能同釋道二教相提並論呢？”
朱翊鈞相當佩服李太後那敏銳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嗎？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頗了罷。”
佩服歸佩服，朱翊鈞卻不能像李太後一樣，任性地把傳教士一竿子打死，晚明不是晚清，晚明傳教士的作用可不止傳播西方的科學技術這一項，
“也裏可溫教或也有可取之處。”
李太後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時候，那南征大將伯顏不就信也裏可溫教嗎？”
“倘或也裏可溫教能與佛教一般普渡眾生，那蒙古大將伯顏又怎麽會屠盡常州呢？”
朱翊鏐補充道，
“是啊，當年伯顏把常州屠的就隻剩七個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時候，還說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樣斂殺呢。”
李太後總結道，
“洋教就是嘴上說得好聽話，手裏做得殺人事，皇上即便對傳教士感興趣，挑幾個看得順眼的，封個不大不小的閑官也就罷了。”
蒙元留下的曆史陰影過於沉重，朱翊鈞一時竟也尋不出合理的說辭來反駁。
李太後和朱翊鏐的觀點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對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對基督教徒的確十分寬容，但由於元廷當時的政策問題，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國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雖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們在大都學習語言、翻譯經書的時候，用的都是韃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漢文的地方極其之少，導致基督教經文未能在元代進行成功地漢化。
且蒙元時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於蒙古人與色目人，是一種隻流行於蒙古上層社會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與中國傳統完全不同，與漢人和南人有著天然的文化隔閡。
再加上元朝後期，元武宗聽信道士趙歸之言，下令廢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離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勢力一瀉千裏。
這種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製約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而當朱元璋推翻元政權之後，明廷害怕蒙古人從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來的宗教和外人的進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則以蒙古人和色目人為最多，他們本來在元政權下多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
而明朝建立之後，基督教教徒的特權被取消了，明初的海禁政策又使營商環境失利了，龐大的教會開支頓時變得無以為繼。
加上其它本地宗教在明政權中得到提攜和眷顧，基督教作為一種漢化不成功的舶來品，自然受到明廷的無情的壓迫和攻擊。
而隨元順帝北去的基督教教徒，又受到草上喇嘛教和回教的影響，也漸漸失去了原本的信仰。
因此到了萬曆時期，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之時，明廷許多人仍然秉持著明初環境下的思想觀點，把基督教視為與中國文化相悖的、需要時刻防備的“邪教”。
朱翊鈞笑了笑，道，
“就算是隻封個閑官，那也要朕瞧過之後再封啊。”
朱翊鏐卻道，
“臣以為，洋人沒甚麽了不起的，皇上即使要給洋人封官，也得讓他們和我大明百姓一樣通過科舉，從童子試開始層層考校才能成為天子門生。”
“要是皇上一看到洋人就破格錄取，對我大明子民也太不公道了，難道洋人信個教、皮膚白些，便天生就比我中國人高一等了？”
“洋人要當官，在濠鏡當個他們洋人自己選出來的官也就罷了。”
“要是一邊當了洋官，一邊還能來京城當朝官，這將我大明萬千苦讀的寒門子弟置於何地呢？”
“即使是蒙元之時，也沒有一個外國人來中國，隨便就能當兩層官的道理啊。”
朱翊鈞聞言一愣，心中忽然湧上了一陣難以言道的感慨。
自己真是受近代史影響太深了，以致於一聽到洋人，就先入為主地覺得人家肯定比中國人厲害得多。
朱翊鏐雖然有著獨屬於特權階級的自高自大，但他卻能用一種比自己更加客觀的視角去審視西方人。
晚明的中國人當然應該和西方人是平等的。
既然是平等的，怎麽能讓西方人直接跳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而直接授以官職呢？
“四弟說得不錯。”
朱翊鈞反省完畢，認真朝朱翊鏐回道，
“科舉是我大明最為公正的考試，朕不能把原本屬於我大明子民的做官名額隨意就撥給洋人。”
朱翊鏐笑道，
“皇上說得是，據臣所見，那些傳教士雖然取了中文名，但實則是為了去周邊小國方便傳教，而非真心仰慕我中華文化。”
“洋人貪勢幕強，隻要我大明一直受諸國朝拜，皇上又何懼洋人不願為我大明效力呢？”
“臣聽聞如今歐羅巴小國林立，彼此之間紛爭不斷，莫說我大明國富兵強，就是毗鄰的倭國小邦，也能讓洋人俯首帖耳，不敢違逆。”
朱翊鈞心道，這話怎麽和我在現代看到的晚明曆史有些不同啊。
“哦？是嗎？”
朱翊鈞故作好奇道，
“那倭國是怎麽讓洋人俯首帖耳的？”
朱翊鏐笑道，
“臣於廣東聽聞，就在不久之前，那倭國九州的一個小小大名，還支使了耶穌會的洋人，讓傳教士帶領了一支倭國使團，千裏迢迢地去歐羅巴覲見國王。”
“皇上且想，一個倭國的大名就能把傳教士使喚得團團轉，何況皇上……”
朱翊鈞心下一頓，驀地接口道，
“倭國九州的大名？”
朱翊鏐點頭道，
“是啊，據說是倭國九州的大友宗麟。”
朱翊鈞豁然開朗，這支在萬曆時期就遊遍歐洲各國、成功覲見羅馬教皇的日本使團，就是日本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正遣歐少年使節。
“這臣可不敢講。”
朱翊鈞奇道，
“怎麽不能講啊？”
朱翊鏐不答，隻是嘿嘿訕笑，一麵又從百事大吉盒兒裏拈了枚去了核的熟棗來吃。
朱翊鈞又看向李太後。
李太後隻得道破道，
“商人來做生意交稅也就罷了，傳教士不事生產，他們能順利居留濠鏡，一定往廣東官場行了不少賄。”
“你四弟去南方不過是走馬觀花，又不是單為了捉貪官去的，再說陳瑞走後，那繼任的吳善、劉繼文都是難得的好官，我聽說那劉繼文還與海瑞並稱，為天下明官第二。”
“有這樣好的人才當兩廣總督，皇上不如就少操些心罷。”
朱翊鈞明白了，傳教士來華，肯定受了許多挫折，這些挫折要細細追究起來，廣東地方官員肯定難逃罪責。
朱翊鏐原是去探聽海貿的具體情況的，同廣東地方官員並無瓜葛。
可皇帝要因此對傳教士產生了興趣，甚至召他們進京麵聖，那廣東地方官員說不定就會因收受洋人的賄賂而被問罪。
朱翊鏐雖然不知天高地厚，但一涉及到官場，他的態度亦跟李太後類似，總而言之就是能不插手就一定不去插手。
至於葡萄牙人行賄廣東地方官員，朱翊鈞覺得應該確有其事，但實際應該遠沒有到出賣領土那麽嚴重的地步。
包括萬曆十年的兩廣總督陳瑞。
其實葡萄牙人記載中對廣東地方官員形象的一貫醜化是基於傳教的政治需要，是為了讓葡萄牙人長據澳門的行為變得合理化，而不一定是事實。
明廷對澳門政策早在陳瑞之前就已定型，從萬曆元年開始，葡萄牙人上繳的澳門地租銀就已正式記入香山縣賦稅收入，陳瑞不過延續此政策而已。
至於朱翊鏐在廣東探聽到的傳言，很有可能是“倒張”運動之後產生的副產品。
倘或陳瑞當時與葡萄牙人簽訂的澳門自治協定當真是在出賣領土的話，那張居正死後，禦史是不會僅僅以行賄張居正的罪名來彈劾陳瑞的。
朱翊鈞隻好道，
“朕知道，洋人在廣東行賄，多緣於丈抽之例，四弟方才說那傳教士和濠鏡的洋商是一夥兒的，想來便是指此事了。”
朱翊鏐見皇帝沒有要用傳教士折騰廣東官場的意思，心下也稍稍鬆快了一些，
“洋人商船的丈抽都是海道副使和廣東市舶提舉司在管，在其位，謀其政，臣以為，他們也算是盡心了。”
晚明時期廣東地方政府對葡萄牙海商的征稅一般使用“丈抽”的方法。
具體而言，就是將西洋船定為九等、東洋船定為四等，按照船隻大小征收關稅。
由於番舶到達廣州後經常弄虛作假、偷稅漏稅，廣東地方政府便規定，但凡番舶到港，廣東市舶司和香山縣有關的官員必須即行丈量，如數征稅，並將其數額封籍後上報海道和督撫。
丈抽這種製度雖然避免了以“粗貨”、“細貨”標準征稅而所出現的腐敗現象，但海外貿易稅收管理職位本來就是一個“肥缺”。
這樣一個容易中飽私囊的職位在晚明吏治極其腐敗的大環境下，更是不堪一擊。
中外商人與餉稅官員之間的權錢交易比比皆是。
由於船隻大小完全由丈量的官吏決定，許多葡萄牙海商在入港的時候都會向負責丈量船隻的官員行賄。
而且這種行賄的麵向範圍非常之廣。
尤其到了萬曆時期，廣東市舶司完成了職權重構，權力逐步增強，地位日漸上升，甚至可比肩鹽課提舉司。
海外貿易的管理執法權從海道副使、各地府縣手中被強行分離出來，重新劃入廣東市舶司的職權範圍。
海道副使和香山縣等地方官員在海外貿易管理執法權中，僅僅隻剩“丈估”的職權，“主裁”之責完全被掌握在廣東市舶司手裏。
朱翊鈞笑道，
“朕沒說他們不盡心，隻是朕有些好奇，既然洋商和傳教士是一夥兒的，那洋商也全信教嗎？”
朱翊鏐“喲”了一聲，道，
“這臣倒不清楚了，不過洋人裏頭信教的人的確多。”
朱翊鈞明知故問道，
“他們都信甚麽教啊？”
朱翊鏐想了想，道，
“都信景教……就是蒙元的也裏可溫教。”
李太後忙道，
“那就更不能讓洋人到內陸來了，也裏可溫教的教徒一多，必會與釋道二教分庭抗禮。”
李太後篤信佛教，自然會對基督天主產生敵意。
朱翊鈞不以為意道，
“洋教也沒甚麽稀奇，當年蒙古的克烈部、乃蠻部、汪古和畏吾兒部都信景教，忽必烈時，那拂林國來的景教教徒愛薛還被伊利汗國的阿魯渾汗封侯拜相呢。”
李太後淡淡道，
“用信洋教的洋人當官當然沒甚麽關係，不過是忠孝仁義之外再多信一樣東西，和咱們大明的官員時常去佛寺裏敬幾柱香是一樣的。”
“可要是這洋人不當官，光傳教，傳得百姓變了想法，變得忠孝仁義全都不信，或者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成了另外一樣東西，那就會出大事。”
“何況，這也裏可溫教本來就凶狠殘暴，哪裏能同釋道二教相提並論呢？”
朱翊鈞相當佩服李太後那敏銳的洞察力，晚清太平天國的拜上帝教，不就是洪秀全“將忠孝仁義變了腔調”嗎？
“老娘娘未免有失偏頗了罷。”
佩服歸佩服，朱翊鈞卻不能像李太後一樣，任性地把傳教士一竿子打死，晚明不是晚清，晚明傳教士的作用可不止傳播西方的科學技術這一項，
“也裏可溫教或也有可取之處。”
李太後道，
“昔年蒙古人征南宋的時候，那南征大將伯顏不就信也裏可溫教嗎？”
“倘或也裏可溫教能與佛教一般普渡眾生，那蒙古大將伯顏又怎麽會屠盡常州呢？”
朱翊鏐補充道，
“是啊，當年伯顏把常州屠的就隻剩七個人了，且他征南宋的時候，還說要像曹彬征江南一樣斂殺呢。”
李太後總結道，
“洋教就是嘴上說得好聽話，手裏做得殺人事，皇上即便對傳教士感興趣，挑幾個看得順眼的，封個不大不小的閑官也就罷了。”
蒙元留下的曆史陰影過於沉重，朱翊鈞一時竟也尋不出合理的說辭來反駁。
李太後和朱翊鏐的觀點可以普遍代表一般明朝人對基督教的看法。
蒙古對基督教徒的確十分寬容，但由於元廷當時的政策問題，基督教未能正式走向中國化。
蒙元的基督教徒雖然能受到元廷的重用，但他們在大都學習語言、翻譯經書的時候，用的都是韃靼文、拉丁文、波斯文，用到漢文的地方極其之少，導致基督教經文未能在元代進行成功地漢化。
且蒙元時代的基督教完全依附於蒙古人與色目人，是一種隻流行於蒙古上層社會的信仰，其本身的文化
與中國傳統完全不同，與漢人和南人有著天然的文化隔閡。
再加上元朝後期，元武宗聽信道士趙歸之言，下令廢金山十字封；元仁宗又起用李孟，采取政教分離政策，使得基督教在地方勢力一瀉千裏。
這種政治上的依附性，大大製約了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
而當朱元璋推翻元政權之後，明廷害怕蒙古人從草原重取江山，因而采取閉關自守的政策，禁止一切外來的宗教和外人的進入。
蒙古人不得不向北方逃去，而基督教教徒則以蒙古人和色目人為最多，他們本來在元政權下多享有政治和經濟特權。
而明朝建立之後，基督教教徒的特權被取消了，明初的海禁政策又使營商環境失利了，龐大的教會開支頓時變得無以為繼。
加上其它本地宗教在明政權中得到提攜和眷顧，基督教作為一種漢化不成功的舶來品，自然受到明廷的無情的壓迫和攻擊。
而隨元順帝北去的基督教教徒，又受到草上喇嘛教和回教的影響，也漸漸失去了原本的信仰。
因此到了萬曆時期，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之時，明廷許多人仍然秉持著明初環境下的思想觀點，把基督教視為與中國文化相悖的、需要時刻防備的“邪教”。
朱翊鈞笑了笑，道，
“就算是隻封個閑官，那也要朕瞧過之後再封啊。”
朱翊鏐卻道，
“臣以為，洋人沒甚麽了不起的，皇上即使要給洋人封官，也得讓他們和我大明百姓一樣通過科舉，從童子試開始層層考校才能成為天子門生。”
“要是皇上一看到洋人就破格錄取，對我大明子民也太不公道了，難道洋人信個教、皮膚白些，便天生就比我中國人高一等了？”
“洋人要當官，在濠鏡當個他們洋人自己選出來的官也就罷了。”
“要是一邊當了洋官，一邊還能來京城當朝官，這將我大明萬千苦讀的寒門子弟置於何地呢？”
“即使是蒙元之時，也沒有一個外國人來中國，隨便就能當兩層官的道理啊。”
朱翊鈞聞言一愣，心中忽然湧上了一陣難以言道的感慨。
自己真是受近代史影響太深了，以致於一聽到洋人，就先入為主地覺得人家肯定比中國人厲害得多。
朱翊鏐雖然有著獨屬於特權階級的自高自大，但他卻能用一種比自己更加客觀的視角去審視西方人。
晚明的中國人當然應該和西方人是平等的。
既然是平等的，怎麽能讓西方人直接跳過競爭激烈的科舉，而直接授以官職呢？
“四弟說得不錯。”
朱翊鈞反省完畢，認真朝朱翊鏐回道，
“科舉是我大明最為公正的考試，朕不能把原本屬於我大明子民的做官名額隨意就撥給洋人。”
朱翊鏐笑道，
“皇上說得是，據臣所見，那些傳教士雖然取了中文名，但實則是為了去周邊小國方便傳教，而非真心仰慕我中華文化。”
“洋人貪勢幕強，隻要我大明一直受諸國朝拜，皇上又何懼洋人不願為我大明效力呢？”
“臣聽聞如今歐羅巴小國林立，彼此之間紛爭不斷，莫說我大明國富兵強，就是毗鄰的倭國小邦，也能讓洋人俯首帖耳，不敢違逆。”
朱翊鈞心道，這話怎麽和我在現代看到的晚明曆史有些不同啊。
“哦？是嗎？”
朱翊鈞故作好奇道，
“那倭國是怎麽讓洋人俯首帖耳的？”
朱翊鏐笑道，
“臣於廣東聽聞，就在不久之前，那倭國九州的一個小小大名，還支使了耶穌會的洋人，讓傳教士帶領了一支倭國使團，千裏迢迢地去歐羅巴覲見國王。”
“皇上且想，一個倭國的大名就能把傳教士使喚得團團轉，何況皇上……”
朱翊鈞心下一頓，驀地接口道，
“倭國九州的大名？”
朱翊鏐點頭道，
“是啊，據說是倭國九州的大友宗麟。”
朱翊鈞豁然開朗，這支在萬曆時期就遊遍歐洲各國、成功覲見羅馬教皇的日本使團，就是日本曆史上大名鼎鼎的天正遣歐少年使節。